任进：中央全面管制权和特区高度自治的法律基础

（2）像算法、云储存、交易流程和网络这样的平台基础服务越来越成为平台活动的普遍底层服务，如何在法律上将中立的底层服务与上层交易相分离，在竞争法领域需要对实际存在的黑箱进行分割。

因为，人们只能在个案中综合考虑防卫人与不法侵害人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防卫人所能采用的防卫手段等因素，判断具体的防卫行为是否是制止不法侵害的必要措施。至于国家公职人员是否逾越了职权，是否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履行职责，则非所问。

[63] 其次，个人行为说还会面临与违法区分说相同的诘难。然而，正当防卫却并非针对国家行为的规定，其制度设计也未围绕比例原则进行。这无疑是下位法对上位法进行了实质性的变更，难以符合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基本原则。这种立场其实与正当防卫说大体相同。[5]将之作为正当防卫处理是不妥当的，[6]只能依据相关公法规范，通过法令行为理论使之在刑法上合法化。

在这个意义上，正当防卫其实是对行政法律法规的有益补充，而非与之方枘圆凿，格格不入。1.从法秩序统一性角度的批评 违法区分说的第一个缺陷在于，难以与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相契合。[35]相反，违法区分说认为，在刑法上合法的警察行为却可能在行政法上违法，这种立场未免自相矛盾

侦查主体取证过程的程序意识显著加强，刑讯逼供、违法取证的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中央对公安执法的要求不断提高，从而促进了公安执法规范化内容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侦查机关应当切实保障律师上述权利的行使。所谓科学，是指刑事诉讼法的法律规定均符合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

重实体、轻程序是传统刑事诉讼理念的一个典型特征。刑事执法行为是否规范，直接影响到法治的尊严和司法的权威。

第三，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标志着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依法治国方略。以权力为核心亦或以权利为核心是人治国家与法治国家的根本分野。它不仅要求权力在运行过程中不得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在运行方式上也应当克制、谦抑，努力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利益。

《意见》提出要公安机关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希冀通过改变权力的运转模式，强化对侦查权的规制，以达到促进侦查人员规范执法的目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实体正义的追求是高于对程序正义的追求的。在刑事诉讼中，对侦查权运行的审视应当以其与检察权运行、审判权运行之间的动态关系作为基本出发点。诚如有德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刑罚是国家对国民自由的侵害方式中最严峻的一项，也因此其被视为最受争议的一项。

在现行司法职权配置和司法机关职能定位未作大的调整以前，对侦查的外部监督主要是强化检察监督。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不仅需要科学的立法、公正的司法，同样需要公平的执法。

所谓刑事执法权的运行即为侦查权的运行。推动执法行为规范化，解决执法中的突出问题，必须树立正确的理念。

可以说，如果没有公平正义，民主法治便落不到实处，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和谐相处的美好梦想也无法实现。其二，严格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意见》要求增强执法主体依法履职能力，树立执法为民理念，严格执法监督，就是要确立权利本位的执法理念，在刑事执法过程中保障执法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合理的管理监督体制需要正确界定权力和责任。公安刑事执法规范化的目标应当是践行程序法治、保障基本人权、尊重司法规律，重点包括落实证据裁判原则、完善侦查监督体制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刑事程序法治，具体而言有三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所有的刑事执法活动都应当严格遵循刑事程序法。

为了监督侦查行为，西方国家的通常做法是贯彻司法审查与司法令状制度，由法院行使侦查监督的职能。近期陆续披露的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纠其成因，除了侦查机关违反程序，非法取证，甚至搞刑讯逼供以外，检察机关制约不力、审判机关把关不严，都是重要因素。

在引导的力度上，仅提供对于侦查工作的指导，而并非上令下从的领导。这就意味着公安机关在执法实践中，不仅要做到严格、规范、公正还要做到理性、平和与文明。

2016年5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预示着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依法治国方略。来源：《东方法学》2019年第4期。

权运行的程序性设计必须通过法律明确规定，且一经明确即对侦查权运行产生既定力与约束力。二是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构建错案责任倒追机制。而且，形势的发展、环境的变化、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也都对执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公安执法规范化在新时期理应具备更高层次的定位和更为深远的意义。它一般用来印证结果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并对程序性事实与量刑事实具有证明作用。

也是刑罚的执行机关之一，担负着对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宣告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执行、监督和考察职责。《意见》作为公安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对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作出了全面系统的部署，对刑事执法规范化建设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2016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意见》，对公安执法规范化中的若干问题及规范化建设的方向进行了总结与说明，其重点内容便是刑事执法规范化。《意见》提出要落实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要求，坚持全面客观及时收集证据，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瑕疵证据补强的范围、程序及标准，为的就是通过明确司法终局原则、严格证据排除规则倒逼侦查机关规范取证行为，敦促侦查机关培养证据意识，锻炼证明思维，既要说服自己，更要说服别人。

（一）刑事执法理念的转变 理念是实践的指引和先导。二是进一步明确了各类非法证据的排除方法和各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律程序。

长期以来，受侦查中心主义的影响，我国侦查机关在办理案件时仅具备查明案件意识，而未养成证明案件的习惯。现代的刑事辩护以律师帮助为核心，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就是保障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律师帮助的权利。随后，公安部于2008年的南京会议上提出公安三项建设的战略要求，将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作为公安发展的重要一环。充分、有效的辩护权既有利于遏制违法侦查行为的发生，也有利于公安机关转变侦查理念，专注修炼内功，提高侦查能力。

至此200多年，无罪推定已经成为现代刑事诉讼的基石。另一方面，侦查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侦查活动的开展和侦查权力的行使，通常以限制甚至短期剥夺公民合法权益为代价，因此在法治国家必须对侦查权利进行规制，践行程序法治也必然要求对侦查程序进行有效的引导和监督。

因此，要厘清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的内涵，就必须采用历史的眼光，系统梳理我国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在定位、内容、重点上的发展与变化。刑事诉讼法经数次修改后，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得到了拓展和延伸，包括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确立了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身份，加强了对律师会见权、阅卷权的保护，确立了律师参与侦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庭前准备、死刑复核程序的制度。

（二）公安执法规范化之内容：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考察不同时期公安执法规范化的内容与要求不难发现，我国对于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内涵的认知也走过了一条从表面到实质，从单一到多元的道路。一直以来，过程证据的收集与运用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司法改革之后，为了从根本上规制刑事程序，杜绝违规违法行为的发生，过程证据作为改革多项措施贯彻实施的有效支撑而被越来越多的运用起来。